黃松齡，1898年生，原名黃克謙，湖北石首人。1915年考入北平中央法政專門學校，在五四運動中被推為該校學生代表，籌備和領導運動。1924年初東渡日本，入明治大學讀研究生，其間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初回國，到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1928年5月被捕，1930年春被營救出獄后到北平，先后在朝陽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935年在北方局領導下，利用中國大學經濟系主任身份組織進步學生成立“大學生救國會”，參與推動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爆發。1940年11月到達延安，先后任中央財政經濟部指導員，中央黨務研究室財經組組長，被選為陜甘寧邊區參議員。1947年1月任晉冀魯豫中央局財經辦事處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學財經學院院長。天津解放后，任市委宣傳部部長兼市軍管會文教部部長，新華社天津分社社長和天津日報社社長等職。1953年初調任高教部第一副部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60年10月至1964年7月任中央高級黨校經濟學教研室顧問，兼國家計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1972年11月去世。

　　結合革命實踐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問題
　　黃松齡對經濟學理論的興趣，是從中央法政專門學校時期就培養起來的。1920年春，他結識惲代英、林育南等人，在他們影響之下大量研讀進步書刊，比如《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工資、價格和利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通俗〈資本論〉》等。他在黃埔軍校任教時，講授新三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課程，開始研究中國政治經濟理論和現實問題。1927年4月，到毛澤東主持的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農民土地問題。大革命失敗后，黃松齡開始做黨的一些實際工作。1930年8月應聘北平的朝陽大學，由此開始了10年的“紅色教授”生涯。
　　1934年至1937年，黃松齡接替李達擔任中國大學經濟系主任。他講授“農民土地問題”，論證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講授“中國經濟問題”，論證中國社會的經濟特點；講授“經濟史”，批判曲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亞細亞社會發展史特殊”論；講授“經濟地理”，批評“地理環境決定論”等等。他學識淵博，理論精深，語言生動，引人入勝，深得學生愛戴，在京津地區影響很大，被譽為十大教授之一。這期間，他組織和指導進步學生進行社會調查，了解勞資關系，建立土地問題研究會，深入研究中國土地革命的性質和意義。他還積極倡導并組織學生開展社會經濟調查，以增加經濟研究資料。七七事變后，黃松齡到武漢開展救亡活動，倡導建立了湖北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辦了《戰時鄉村》刊物。1938年6月再回南遷的朝陽大學教書，繼續進行革命活動。
　　1940年11月，黃松齡在組織安排下到達延安，在中央財政經濟部當指導員，主要任務是研究各根據地的財政狀況，給黨中央提建議。他結合359旅開發南泥灣的經驗，向黨中央提出解決陜甘寧邊區12萬脫產人員自給問題的意見。黨的七大后，調任中央黨務研究室財經組組長，為黨中央起草有關政策指示。黃松齡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中國現實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所得出的科學結論對于現實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專門從事理論研究的歲月
　　黃松齡到中央高級黨校專門從事理論研究，源自他既有革命家又有學者的雙重品格。他的前半生，為了革命需要中斷學業和理論研究，去做黨需要的實際工作。到黨校工作后，能夠把全部精力投身到理論研究、投身到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中，這是他的愿望。他把這作為自己對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更有意義的貢獻的新起點，心甘情愿把晚年獻給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
　　1961年3月，他積極響應黨中央關于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的號召，與楊獻珍一起，帶領黨校10余名理論工作者，深入陜西臨潼了解農村情況。通過一個月的調查，對農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平、調、瞎、統的危害深感憂慮。之后又用2個月時間，遍訪西北、內蒙古10多個新興工業城市，參觀工廠，組織座談，全面細致地了解工礦企業生產發展情況。這樣，從1958年末1959年初在高教部工作時到基層調研開始，他在不到3年時間里先后走訪了近10個省，這是他一生中所進行的最大規模的社會調查。黃松齡獲得了大量第一手生動資料，了解了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真實情況，為他之后的社會主義經濟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感性材料和數據支持。
　　黃松齡在黨校工作期間著重于經濟學科研工作，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集中研究雖然時間不長，但他的研究富有遠見，圍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出許多創新性建議，也對中央黨校社會主義經濟學學科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析
　　1956年，我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對于如何從我國人口多、農民占人口的80%、生產力水平低且發展極不平衡等國情出發，建立我國自己的社會主義模式方面，注意和研究得不夠。這一時期照搬蘇聯模式，雖然很快意識到蘇聯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提出了一些正確思想，但由于急于求成，還是發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兩者脫離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當時，除在黨校輪訓班講授經濟學課程之外，黃松齡也在天津市、中央有關部門和中國人民大學作過演講。他數次以“什么是社會主義”為題，深入剖析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問題。他從生產關系上來看待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內容與特點概括起來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公有制又具有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式）；人與人之間已擺脫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關系，相互間建立了勞動平等、分工協作的關系。在個人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同時，已有了按需分配的某些因素。在流通領域，還通行著等價交換的原則，等等。這幾點，對于肯定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特點，反對有些人把集體所有制、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尤其是，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基礎上，既不同于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共產主義，準確抓住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征，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上是開創性的。
　　黃松齡在分析“什么是社會主義”時，運用辯證比較法。從社會主義內部和人類社會前后聯系中分析，使他能夠全面、辯證、歷史地看問題，沒有空話套話，邏輯嚴謹且自成體系。他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有些東西是可以結合的，“共產主義的思想，社會主義的制度，資本主義管理經濟的方法，這三者結合得好，才能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深入研究社會主義現實經濟問題
　　鑒于農業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處于極為重要的地位，黃松齡特別重視對農業問題的研究。他從青年時代就對蘇聯和中國的農村、農民以及土地問題進行過許多研究，長期主講農民土地問題理論。從1950年代末，他花相當多的精力和時間，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農業和農民土地問題的著作，對中國和蘇聯的農村問題作過很多探索，做了幾十萬字的讀書筆記。同時，對我國農業的歷史、現狀和發展方向，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與探討。1961年，他撰文《當前農業的發展方向》，詳細分析了農業發展的現狀和問題。
　　黃松齡提出，發展多種經營，才能使農林牧副漁各種產業互相促進，共同提高。他講到發展農業不能孤立地發展糧食生產，孤立地抓糧食生產是不會有很大的產量提高的，必須改變農業結構。他在《當前農業的發展方向》一文的最后寫道：“農、林、牧、副、漁，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和發展的。其中特別要注意農牧結合和農林結合，這是改變我國農業結構和人民生活結構的重大戰略性問題。它不僅是發展當前農業經濟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造福于子孫后代的百年大計，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農牧結合、農林結合、六畜興旺、五谷豐登，青山綠水、柳暗花明，加上機械化、電氣化的實現，這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前景?！?br>　　黃松齡在1960年代初就提出了一些有關經濟改革的思想。比如，針對農業生產，他主張“要兩條腿走路，既要發揮集體經濟的積極性，也要發揮個體經營的積極性”，包產到戶、單干等辦法是可以研究的。再比如，針對經濟生活中統得過死的做法，他主張一類物資市場應當開放，搞點類似“新經濟政策”那樣的辦法。這些關于經濟改革的思想雖然是零星的，帶有萌芽的性質，但在新中國剛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之際就提出來，是需要極大理論勇氣的，也彰顯了黃松齡的遠見卓識。
　　一生與人為善、光明磊落
　　黃松齡的一生歷經革命、建設事業，有著豐富的斗爭經驗，深厚的理論功底和獨到的問題眼光，可以說是革命家、教育家、學者兼于一身。
　　親和民主的“黃老”。黃松齡在天津工作期間，與許多知識分子、教育界人士相識相熟，始終抱著團結初心，曾經與他共事的同志都親切地稱呼他“黃老”。有同志評價黃松齡一生光明正大，謙虛謹慎，從不擺老資格、擺官架子，不計較名利；待人寬厚誠懇，平易近人。他講課引經據典，知識非常淵博，妙趣橫生，風趣生動，很有親和力。
　　黃松齡善于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對個別同志的不正確觀點或者不正派的作風，他是擺到桌面上來批評的，光明磊落，從不姑息遷就，不怕得罪人。他的批評總是與人為善，對人態度公正，真正教育人、幫助人。他檢查和總結工作，總是多作自我批評。工作上出了問題，他從不諉過于人，而是主動承擔責任。他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用自己的模范行為帶動干部勤奮工作；對待批評冷靜聽取，然后實事求是分析，正確就接受，不正確的就作說明請大家共同探討。他對一切違反黨的原則的不正之風堅決抵制，毫不妥協。他堅決反對搞特殊化，不允許破壞黨的政策的嚴肅性?！沧髡邌挝唬褐醒朦h校（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